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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40年代的斯德哥尔摩

发布时间:2020-06-02 01:10:21
1940年代的斯德哥尔摩,有一份名为《当月桂树生长之时》的学生刊物,“斯德哥尔摩东区望的高中的两个学生谢尔·埃斯普马克和培尔·魏斯特贝都在那新的杂志投稿。《当月桂树生长之时》1949年第二期刊登了托马斯(托马斯·特朗斯特罗姆)的《诗五首》,和谢尔·埃斯普马克一篇非常多情的短篇小说。”几年之后,谢尔和托马斯成了朋友,他们的友谊持续了半个多世纪,谢尔也成为瑞典研究托马斯权威的学者。“1998年至2004年间,他(谢尔)担任了瑞典学院文学奖委员会的主席。培尔·魏斯特贝于2005年获选为他的继任者。”

托马斯·特朗斯特罗姆、谢尔·埃斯普马克和培尔·魏斯特贝,这三位几乎同龄的瑞典人,成为1940年代以来瑞典文学浪潮的代表,托马斯在2011年获得文学奖,谢尔和培尔都进入瑞典学院,并先后担任诺贝尔文学奖委员会主席。三人这段在少年时期的文学交集,记录在另一位中国人熟悉的瑞典学院院士马悦然的一篇文章中,这篇文章收入在他翻译的托马斯诗集和回忆录《巨大的谜语·记忆看见我》。

马悦然、托马斯、谢尔、培尔,或者还有其他人,他们组成的一个小群体对中国,尤其是中国文学是如此熟悉。在过去的一周,马悦然和谢尔都在中国,他们为共同的好友托马斯的诗集和其他作品来做推广,肩负着推广瑞典文学的责任。因为莫言获得今年诺贝尔文学奖,他们也肩负向中国人介绍,诺贝尔文学奖到底是什么,关于诺贝尔文学奖有太多误解在中国流传。马悦然和谢尔·埃斯普马克在中国旅行期间,各自接受了记者专访。

关于友谊

共同开启瑞典文学新浪潮

马悦然、托马斯和谢尔三人中,生于1924年的马悦然是年长的一位,当托马斯和谢尔分别在斯德哥尔摩的南区和东区望的高中就读时,还是学生的马悦然在斯德哥尔摩的东区一所中学代课教授拉丁文,马悦然说,他差点成了谢尔的老师。

“那个时候我还是学生,需要钱,所以兼职教书。那个时候有个老师病了,我正好登记了,所以我去那所中学教拉丁文。”马悦然说,“ 他们在不同高中,但在同一个文学杂志发表作品。那个时候的瑞典文学界,有点像中国五四期间,一群作家艺术家出现,是一个大爆发。”而谢尔·埃斯普马克认为,“1940年代后,瑞典出现了一个诗歌热潮,不仅是诗歌,是整个的文学繁荣,这次文学运动影响深远,可以说它是我们的文学暖房。”但马悦然又说,“我觉得瑞典的文化在落寞下去了,没有再出现托马斯、谢尔、培尔他们那个年代的盛况了。”

1949年,谢尔和托马斯在同一份学生刊物《当月桂树生长之时》上发表诗歌,“是的,我们在那里发表诗歌的时候还是高中生,不过让我现在再看看那时候发表的诗歌,我真的会脸红的。60年前的事情了,大家还是别去看了。”谢尔回忆,那时候他还不认识托马斯,两人次相见是在1955年,“1949年我中学毕业进入预科学校,6年后我们才相遇,那时候我刚刚完成了本诗集,而托马斯比我早一年出版诗集。”“我们的友谊持续至今超过半个世纪。”

如今,谢尔·埃斯普马克是解读托马斯·特朗斯特罗姆诗歌权威的学者,去年托马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奖词就是由谢尔来演讲的。

当谢尔和托马斯开启瑞典文学新浪潮的时候,马悦然在世界各地,“我很长一段时间不在瑞典,直到1965年才回到瑞典,到了1966年在一个诗歌朗诵会上次见到托马斯。”

1985年,马悦然进入了瑞典学院。那个时候谢尔·埃斯普马克已经是院士,“那时候我们瑞典学院开会要选一位新的瑞典学院院士,我对马悦然说了这个事情,他以为是托马斯,我对他说, 不,就是你! ”

“1985年通知我当院士的时候,我和托马斯·特朗斯特罗姆正在北京。”马悦然回忆说,“瑞典学院的常务秘书给瑞典驻华大使打电话来找我。当时我觉得不可能吧,那个时候他们还对我说,三天内不要告诉别人,因为还要得到国王的同意。有天,我跟北岛、顾城、杨炼在我一个学生家谈诗,他们不停地谈朦胧诗和灵魂,我和托马斯都有点听腻了,托马斯先跑到外面去,我也跟着出去抽根烟,我对他说: 我被选入瑞典学院了! 但是大家都希望托马斯当院士,所以我有点不好意思。但托马斯很高兴。”

托马斯、谢尔和培尔三人中,神童气质的是培尔。马悦然说,培尔已经写了100多本书,“他就是那种每天看完一本书的人。”在谢尔那里,培尔不只是诗人,还是小说家,“在他年轻的时候对南非问题非常关注,他游历了整个南非,然后写了一本关于南非问题的书。他后来也成了南非几任总统的朋友。”

“是的,他还是姆贝基的好友,他对非洲非常了解。”马悦然说。

今年12月诺贝尔文学奖颁奖仪式上,培尔将做演讲介绍和评价莫言。在很多人看来,适合担任这个角色的应该是马悦然,但马悦然说,培尔是个演讲家,口才极好很有感染力,“而且他看了所有翻译版本的莫言的书,他真的很懂莫言。”[NextPage]

关于中国情结

很多瑞典学院院士了解中国文学

马悦然、托马斯·特朗斯特罗姆和谢尔·埃斯普马克三人后来都跟中国关系十分密切。马悦然师从瑞典汉学家高本汉,后来也成为世界知名的汉学家,谢尔说,跟马悦然相比,“我和托马斯对中国,以及中国文学的理解都是业余的,都只是非常单纯的热爱中国和中国文学。”谢尔说,“在我们这些院士中,马悦然是在中国知名度的一位,因为他对中国的研究和了解很多,他翻译了很多中国古代诗歌、中国的小说。其实我很早就对中国、对中国文学感兴趣,我很早就被派往日本和中国去宣传瑞典文学。1980年代,我就认识了多位中国作家,比如巴金、丁玲、艾青、沈从文等,我和巴金有一个很长的对话。”

北岛和顾城后来成了谢尔的私人朋友。“1987年,在我瑞典的家中,我和北岛、顾城见了面,包括顾城美丽的妻子,后来我和北岛又有好多次的见面,马悦然把我的诗歌翻译成英文,然后北岛根据英译本翻译成中文,这是我的作品次被翻译成中文。”

马悦然非常推崇谢尔的一首诗《西安兵马俑》,谢尔说,这首诗的创作与北岛有关,“后来我常常见到北岛,有一个好玩的故事,他知道我很喜欢兵马俑,所以他有一次到我家来做客,带了一个仿制的兵马俑过来,可是打开盒子,那个兵马俑全碎了。因为这个意外,我写了那首《西安兵马俑》。”

还有一个误解是,只有汉学家顾彬在认识和推崇中国诗人,其实马悦然早在1980年初就已经在北京和中国诗人认识,并推荐他们。马悦然是在1980年在北京认识北岛,“但在1978年我就开始读到北岛的诗歌。1980年代初,我几乎每年都会去北京,所以经常遇到北岛,还有顾城和严力。”北岛那群诗人受托马斯·特朗斯特罗姆的影响很大,其中马悦然是主要介绍者,他教他们怎么去读托马斯。

还有一个误解是,瑞典学院中只有马悦然懂中国文学,只有马悦然在推荐中国文学,可是从马悦然到谢尔·埃斯普马克、培尔·魏斯特贝都了解中国文学。马悦然说:“瑞典学院另一位常务秘书霍尔斯(音译)也很能谈莫言,他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。如果由他来讲莫言,他会讲得非常不一样,他是一位文学理论家。他很喜欢《长安大道上的骑驴美人》。很多院士对中国文学读得很多。”但谢尔谦虚地说,“马悦然能给我们带来很多关于中国文学的信息,这是非常重要的。”

关于诺贝尔奖

争议在历史上反复出现

马悦然和夫人陈文芬这次在中国待了近半个月,谢尔·埃斯普马克的中国行也有四五天,他们在各个场合都在介绍诺贝尔文学奖,回答关于文学奖的各种疑问,回应对莫言获奖的各种质疑。

在中国旅行期间,马悦然夫妇还很低调地去了山东高密会见莫言。在莫言的陪同下,马悦然终于参观了一座60年前他就想去看看的古墓,顺便还参观了莫言文学馆。这次山东行,对他俩有趣的经历是,“我们和莫言在一个饭店吃饭,菜还没有上,服务员端上了一盘子 莫言的书,说老板很喜欢莫言,想要签名……这让莫言很尴尬,哈哈!”马悦然说。

当面见到莫言,马悦然也解开了这几天的一个困惑。“宣布诺贝尔文学奖那天,我先给莫言打了电话,对他说,有个重要人物要跟他通话,然后培尔用瑞典语讲了一通,通知莫言得了诺贝尔奖,然后我用中文再向他说了一遍。可是好玩的是,当时在电话里只听到莫言说, 好了!好了! 这让我很困惑,所以这次在高密特地问他,通知他获奖,怎么说这句话。他对我们说,当时他正抱着自己的小外孙,听电话的时候,小外孙一直在一旁, 好了!好了! 这句话是对小外孙说的。”

尽管这十多天,围绕着诺贝尔文学奖和马悦然本人有很多流言,但他说,他和谢尔的此次中国行澄清了很多对诺贝尔文学奖的误解,“这次来,我们很高兴的是,对莫言的讨论终于回到文学本身,而不是纠缠于抄《讲话》等这些事情当中。”“我们觉得,莫言需要支持。”马悦然说,“莫言没有见过培尔,但他说知道培尔的那篇采访,(莫言)看了之后热泪盈眶,因为一个外人也还在支持他。”

外界对莫言获奖有很多热议,比如怎么能把文学奖颁给一个作协的官员等等问题。谢尔说,“我们评选诺贝尔奖从不考虑政治。那些获得诺贝尔奖的作家,他们有各自的政治立场和观点,但我们在评选的时候,从不考虑这些。1970年,索尔仁尼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,当时有人就说,这是政治原因。第二年,我们把奖颁给了聂鲁达,聂鲁达是个员、社会主义者,可这些人又说,看,这是政治原因,瑞典学院是左派。这太愚蠢了,无论是索尔仁尼琴还是聂鲁达,都是同一批院士评出来的。但他们又说,这是搞平衡。我们真的无话可说。”

谢尔说:“作品《一个人的车站》受到贝克特的影响很深。”但在这部作品中,你还是看到中国的背景,贝克特和中国相遇了 这是非常有意思的地方。“从某种意义上说,莫言也是这种情况,因为他向福克纳学习,但又有很大不同。”他的作品取材都是来自中国古典神话,我想他从中国古代的小说家蒲松龄那里学了很多,还有其他的一些古代小说家,他将他们拿过来做了重组融合使之现代化,并且做了很多现实观察。莫言的家乡高密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跟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比较,但高密已经不只是那个高密,莫言把所有的一切都装在高密,而且莫言更会讲故事。”[NextPage]

“莫言争议”在诺贝尔奖历史上是反复出现的现象。谢尔说,“也有很多人对我们的选择很失望,可是在将来,也许他们就会认识到我们选择的价值。我可以举个例子,1969年的诺贝尔文学奖的竞争非常激烈,他们中有小说家格雷厄姆·格林、诗人奥登,但的选择是戏剧家贝克特,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,但格林和奥登一生都没得到诺贝尔奖。”

1978年,格林又与辛格PK,那时候的辛格几乎没人知道他,他是用意第绪语写作的犹太作家,“而我们给辛格颁奖之后,他的作品很快被翻译成50多种语言,在全世界都有读者,这就是很好地利用了诺贝尔文学奖这个平台的例子。而对于格林,他已经很有名了。”“有人说,要过很多年后才能真正评价我们的选择,但我不这么认为,我觉得我们在每个年代的选择都是很好的,把这个作家和那个作家比较,把这部作品和那部作品比较,这都是不公允的。有人说,我们只把文学奖颁给那些老人,可是我们也常常颁给一些相对年轻的作家,把一些作家介绍给全世界,比如莫言,当然我们也会错过一些很伟大的作家。也有很多作家,他们是在获得了诺贝尔奖之后,创作了更多作品,比如叶芝、托马斯·曼。在诺贝尔文学奖历史上,我对福克纳特别感兴趣,他是1949年拿到文学奖,可是在此之前,没人听说过他,甚至可以这么说,是诺贝尔文学奖发现了福克纳,然后介绍给了美国读者。而在之后的几十年中,福克纳影响了那么多伟大作家,包括马尔克斯、托尼·莫里森,以及莫言。” “在以前,在很多地方没人知道莫言,但现在不是了,他拥有了世界名声。”

争议不只是会在中国发生,在瑞典,很多人,很多媒体也都喜欢骂瑞典学院,对于媒体的炒作,马悦然总是开玩笑说:“我又请客了!”

关于瑞典学院

他们很用功也很好玩

在很多人的印象中,瑞典学院的18名院士都是些老头,对这世界正在发生的新潮流并不清楚。但马悦然说,瑞典学院不只有老头,也有女性,也有年轻的院士,“瑞典学院有很多伟大的人,不是有些作家所说的,瑞典学院里是不了解世界的人。有些作家搞不清楚瑞典学院里的状况。”“瑞典学院不仅仅只有作家诗人,还有语言学家,不过我的老师高本汉没能进入瑞典学院,我还是觉得很遗憾。”

院士中的女性成员塔很年轻,卡特琳娜是一个很新派的诗人,“卡特琳娜和丈夫租了一个地下车库办各种文化活动,我们也去参加他们的朗读会。”“克里斯蒂娜·隆很有趣,看到她总觉得她很累,说话都会睡着。她是诗人和戏剧家,她是很 畅销 的瑞典诗人,她出版一本诗集可以卖四万八千册,可是她要养一个小剧团。这个剧团的原团长是我的好朋友,后来克里斯蒂娜·隆继承了这个剧团,剧院只能坐50个人。所以克里斯蒂娜·隆每天都很着急,总是缺钱 因为要养这个剧团。克里斯蒂娜·隆总是很焦虑,总是失眠,有一天去看医生终于拿到了安眠药,可是在回家路上经过一座桥,她的包被抢了, 我被抢了,被抢的是安眠药。 我们对她说,那再去找医生。她说,医生不会相信她的安眠药被抢了。她在那座桥上被抢了两次。她是很容易出故障的人。”

所以院士不仅很用功,很多人都很好玩。院士中有一个被马悦然称为“瑞典的莫言”,“他每天写6行字,不像莫言90天能写一部小说,不过这个家伙每个月就要大醉一次。有一次他坐我旁边,已经喝了一公升烈酒,但看不出大醉的样子。”

有个院士,她选上院士的时候,烦恼的事情是她从来没有穿过长裙。她当了瑞典学院院士之后,就决定,她的书不给任何出版社出,都自己出,每次印 00本,她认为“我的读者只有 00人,不需要太多。所以每本书都有编号,第五本是给我的”。后来她的书成了收藏本。而对于马悦然本人,他的妻子陈文芬说,马悦然是一个很会安慰别人的人,“在一个演讲活动上,君特·格拉斯也在,但他显得很焦虑,马悦然跑过去说,跟我来。马悦然知道那栋房子的吸烟地方,格拉斯拿出烟,两个人很开心地抽起来。”

作为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前主席的谢尔,他坦率地说,参与评选诺贝尔文学奖“占据了我非常多的时间,作为评委会一员,意味着你得花很多时间,因为每年有几百本书要读。但我的早上是属于我的,我在早上写作,因为时常前一晚的梦里会显示出你的潜意识,在梦里任何事都有可能发生,而不是遵从理性思维”。

对于瑞典学院这些院士,这个知识群体,马悦然说,有一个传统支撑这个知识群体。

12月10日,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奖仪式将在斯德哥尔摩举行。马悦然在高密的时候,告诉莫言该怎么穿戴出席颁奖仪式,培尔将演说颁奖词,谢尔会邀请莫言去他的公寓。所有这些故事,他们也肯定都会告诉在“蓝房子”里的托马斯·特朗斯特罗姆,中风的托马斯会通过妻子莫妮卡用“是”或“不是”来回应老友们的故事。

(编辑:李央)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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